选段展示

O 永远不要忘记，真正的城市是由居民而非由混凝土组成的

许多来自遭遇困境的城市的官员错误地认为，通过实施一些大型的建设项目——一个新的体育馆或轻轨系统，一个会议中心或者一个住宅项目，他们就可以领导他们的城市重现昔日的辉煌。毋庸讳言，任何公共政策都无法阻挡城市变革的潮汐力。我们绝不能忽视生活在铁锈地带的贫困人们的需要，但公共政策应该帮助贫困的人们，而非贫困的地区。

开发新的地产项目可能会为一座日益衰退的城市涂上一层亮色，但无法解决其深层次的问题。城市日益衰退的标志是它们拥有相对于其经济实力来说过多的住宅和基础设施。鉴于供应过剩而需求不足，利用公共资金建设新的项目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以开发建设为中心的城市振兴计划是非常愚蠢的，它提示我们：城市不等于建筑，城市等于居民。

在卡特里娜飓风之后，重建的拥护者希望投入数千亿美元来重建新奥尔良。但是，如果将2,000亿美元分配给在这里居住的人们，他们每人将获得40万美元，足以支持他们迁移到其他城市，或接受教育，或购买更好的住所。甚至早在洪灾之前，新奥尔良人已经做了一项很平凡的工作，即关爱那里的贫困人口。当需要大量金钱来帮助新奥尔良的孩子们接受教育的时候，投入巨资来建设这座城市的基础设施真的很明智吗？新奥尔良的伟大之处一直在于它的人民，而不在于它的建筑。认真地考虑联邦政府的开支怎样才能更好地造福卡特里娜飓风的幸存者难道不是更有意义吗？哪怕是让他们迁移到其他地区。

总之，市政府的职责不是为根本无法弥补成本的建筑或铁路项目提供资金，而是关爱它们的居民。一个能够为这座城市里的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以便他们能够在地球的另一端找到机会的市长是成功的，即使这座城市的规模正在不断地缩小。

……

人类共同努力所产生的力量是文明取得成功的核心理由，也是城市存在的主要理由。为了了解我们的城市以及应该如何对待我们的城市，我们必须坚持这些理由，放弃有害的幻想。我们必须放弃这样的观点，即环境保护主义意味着生活在绿树周围，意味着城市居民应该总是竭力保护一座城市物理上的过去。我们必须停止对住宅所有权制度的顶礼膜拜，因为它偏爱郊区的大型住宅而非高层公寓。我们也必须停止对乡间村庄的浪漫化。我们应该放弃这样一种过分简单化的观点，即更加便利的长途交通将会减少我们对于相互靠近的喜好和需要。总之，我们必须从“把城市看作是城市中的建筑”这种倾向中摆脱出来。永远不要忘记，真正的城市是由居民而非由混凝土组成的。

O 面对面的交流所带来的好处

硅谷和班加罗尔告诉我们，电子方式的交流并不会导致人们放弃面对面的接触。相对于任何其他领域来说，计算机行业是人们预计最有可能利用远程通信来代替面对面会议的行业：计算机公司拥有最好的电话会议设备，最好的互联网应用软件，最好的与遍及各地的合作伙伴保持联系的方式。然而，尽管它们有能力进行远程办公，但是这一行业已经成为全球最著名的受益于地缘集中的范例。能通过电子方式很方便地保持联系的技术创新人员购买了美国一些最为昂贵的房地产，其目的只是要获得面对面的交流所带来的好处。

大量研究证实了面对面交流的重要性。密歇根大学的两位学者进行了一项实验，将每六名学生分为一组，然后进行一种让每个人都能够通过合作赚到钱的游戏。按照规定，有些小组在游戏开始之前进行10分钟的面对面交流，以便讨论本小组的战略；其它小组则通过电子方式进行30分钟的交流。结果表明，进行了面对面交流的小组合作更好，赚的钱也更多。只通过电子方式进行交流的小组则各自为战，每一位成员都把自己的收益置于小组的需要之上。另外进行大量实验表明，相对于任何其它形式的交流来说，面对面的交流往往会带来更多的信任，慷慨和合作，这一试验的结果显然是与此成正比的。

O 知识传播决定着繁荣还是贫穷

硅谷将土生土长的工程师与才华出众的移民集中在一起–包括雅虎公司和谷歌公司的创始人，然后又将他们与其它的工程技术中心联系起来，如班加罗尔。美国在全球市场中所占的份额在继续减少，因此，它将更多依赖它与印度，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城市接口。在这当中，知识传播决定着繁荣还是贫穷。

但是，某些地区将会落后。并非每一座城市都会取得成功，因为并非每一座城市都很善于适应这个信息时代，创意此时成了财富的最终创造者。尽管有些历史性的大都市以门户和商业见长，这些也依然是成功的源泉，但其它的城市地区已经成长为各种大规模的商品生产中心。虽然这些地方依托于城市企业家的精明创意，但它们已经演变为通过专业化和规模经济来降低成本，实现繁荣的区域。工业城市的特殊年代已经结束，至少在西方国家如此。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从前的制造业巨人已经无法在这个新的时代里重新振兴起来。

O 成功的城市总是拥有大量不同的方式来表现自己

托尔斯泰也许是正确的：”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就城市而言，失败似乎是相似的，成功却各有不同。漫步在莱比锡那些门窗紧闭的社区里的人很可能会认为自己正置身底特律。不论是在英格兰还是在俄亥俄州，空无一人的房子总是给人同样一种令人沮丧的感觉。但是，任何人都不会把班加罗尔与波士顿或东京与芝加哥混淆在一起。成功的城市总是拥有大量不同的方式来表现自己，并有能力给自己所特有的空间作出定义。

带有空调的空中走廊将中国香港市中心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连在了一起，走廊里到处是在各个大陆都能找到的各种连锁店铺，但很少有人会认为他们是来到了除香港以外的任何地方。东京和新加坡也以高楼大厦和连锁店铺著称，但它们彼此之间或与中国香港之间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中国香港明显是跨文化的，东京则带有深刻的日本色彩，那种特有的敏感性是外人很难理解的。如果说真的有所不同的话，新加坡甚至比中国香港对西方人更加开放，但它的街道没有那么拥挤，它的法律则要严格得多。这3座城市都有知名的美食，但烹调风格也是极为不同的。没有人会把生金枪鱼与广式烧鹅或使得在新加坡吃饭成为一大快事的各种美食混淆在一起。

但是，所有成功的城市的确也有一些共同点。为了实现经济的繁荣发展，城市必须吸引来各行各业的精英，并让他们能够进行合作。如果没有人力资本，城市是无法取得成功的。今天，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人才通常在传统的学校里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尽管他们最重要的知识通常是从学校毕业之后取得的。在其他时候，或在如今还比较贫穷的地方，人力资本更有可能是以非常精明能干的企业家的形式出现的，就像亨利•福特或詹姆斯•瓦特一样，他们几乎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最好的城市拥有各种各样的人才，它为白手起家并最终取得成功的人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台。

中国香港仍是另一个带有英国管理印迹的亚洲城市，并且继续扮演着它的历史角色——作为东西方之间的一个重要纽带。它已经把妥善管理与经济自由结合在了一起，其中包括重建和向高空拓展的自由。结果，它成为了一个混合体——在环境整洁方面与新加坡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但在生产效率方面一点儿也不比新加坡差。

但是，不同的城市找到了吸引人才的不同方法。在某些情况下，原始的政治力量或合理的重商政策都可以吸引到人才。东京在17世纪时就成了全球最大的城市之一，当时的德川幕府把它当成了日本事实上的首都。在随后的300年里，它继续吸引着日本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通过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往往较为混乱地区的经济自由化与法治化的桥头堡，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实现了经济的繁荣发展。

在其他城市，如波士顿，重视教育的悠久传统仍在不断地给它带来回报。在明尼阿波利斯和亚特兰大，当地的大学也成为了城市经济的依靠。在其他地区，各种人才都是为了追求生活质量而来的——生活品味让巴黎脱颖而出，一位酋长希望让生活品味促进迪拜的发展。最后，一座在其他方面拥有足够吸引力的城市可以通过降低新建住宅的门槛以成为比竞争对手居住成本更低的地方来取得某种优势，就像芝加哥曾经做过的那样。

在本章中，我评估了不同的城市取得成功所走过的道路。城市的成功不仅没有一个统一的公式，而且成功的原因也往往存在着很强的国别性。如果底特律——像东京一样——成为了一个高度集权化的国家的首都，并拥有大量由国家资助的大学，它肯定可以做得非常好。但是，这个并不意外的信息能够为市长大卫•宾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通过深入地了解东京或新加坡优势的特殊来源，从而避免盲目地模仿以及从各种各样的成功故事中吸取适用于本地的经验，铁锈地带可能会更多地从中受益。

O 帝国之都：东京

1590年，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在他去世之后，他的助手德川家康取代他成为日本的统治者，德川的新城堡江户成了日本实际上的首都。无权无势的皇帝继续生活在京都的樱花丛中，但处理政府的实际事务是在围绕着德川幕府逐步修建起来的这座城市里。

幕府在日本的权力大大高于当时的欧洲君主在本国行使的权力。日本大米收入的一半落入了幕府的手中。一个国家的政府越是集权，它的首都就会越大，因为权力对人的吸引力就像野餐对蚂蚁的吸引力一样。运行顺畅的民主政权往往会尽可能地为甚至生活在远离权力中心的人们提供政治权利，独裁政权通常不会这样做。因此，独裁政权统治下的最大城市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它的首都，平均居住着全国35%的城市人口。而稳定的民主政权统治下的最大城市仅居住着全国23%的城市人口。18世纪末，江户拥有100万人口，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两三个城市之一。

德川幕府于1868年被废黜，明治维新重新确立了皇室的权力，但这并没有导致江户的规模出现缩减。明治皇帝把他的宫廷从京都迁到了江户，并为其更名为东京，或称东方之都。古老的幕府城堡变成了皇宫，并一直保留至今。自从1868年以来，东京一直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治集权国家的政治中心，这也确保了这座城市的成功。

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放了与西方的贸易，经济得到了发展。甚至早在明治皇帝之前，日本似乎就一直很重视教育，这帮助它迅速而有效地完成了向工业化的过渡。自1945年以来，日本已经成为全球闻名的经济成功传奇之一，即使把它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出现停滞的“失去的十年”考虑在内。

甚至在1960年，当时日本仍然很贫穷，但日本人的文化程度非常高。当时日本的人均收入低于阿根廷或智利，大约相当于法国人均收入的一半。但日本男性接受学校教育的时间平均为7年，大大高于法国、荷兰或西班牙。教育是日本经济起飞的跳板，它确保东京成了一座技术水平较高的城市。实力强大的首都肯定会超比例地吸引来更多的日本人才。

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日本似乎取得了永久性的经济增长，专家们把它的成就归功于它的所有特质，包括政府对某些公司和整个行业的全力支持，如电子和汽车行业。日本通产省为许多企业提供了长期的资金及其他方面的支持。然而，尽管通产省雇用的专家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城市或国家的经济发展部门可能希望雇用的数量，但它通常雇用的是失败者而非胜利者。产业政策不会总是出错——我将在稍后讨论新加坡的成功——但通产省的失败是对希望扮演风险资本家角色的城市领导人发出的一个警告。日本的经济优势体现在它的工人和企业家的素质上，而非体现在政府经济规划人员的才智上。

然而，日本政府集中在东京官僚手中的权力有助于解释这个国家的首都为什么会变得如此之大。对于企业来说，如果它们希望得到通产省的支持，地缘上的接近是非常有帮助的，靠近日本国会和庞大的官僚机构也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在其他高度集权的国家一样（如法国），最有才华的日本年轻人在走上社会之后往往会先就职于一家像通产省那样的政府机构，以便掌握在他们一生中都会发挥重要作用的人脉。各种人才纷纷聚集在权力的周围，东京成为了一个政治、经济和娱乐的庞大集聚地。

东京的地理结构反映了这种现实。皇宫位于这座城市的正中央，比较贫穷的普通人一年都不会踏上一次它周围的面积达若干英亩的土地。皇宫的外面是高大的政府大楼，即规模庞大的国家公共部门的神经中枢。商业区和东京的城市运动场，如银座购物区，还要再远一些。东京是华盛顿和纽约的综合体。

但是，东京的规模是可以控制的，它在许多方面为亚洲很多正在发展中的超大型城市提供了榜样。日本的官僚们可能无法战胜私营的风险资本家，但他们非常聪明地允许东京向高空发展，并建立了一个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街道是整洁而安全的。日本海岛文化的丝绸帷幕仍然是外来者很难撕裂的，这确保了东京绝不会为了成为全球人才心怀向往的地方而与纽约或伦敦展开竞争。不过日本拥有大量非常聪明并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只要他们为了彼此之间以及与日本政府之间的接近性而继续涌向东京，东京将会继续成为一座成功城市的样板。

O 城市让我们更加成其为人

在你所拥有、使用或知道的东西中，绝大部分是由其他人创造出来的。人类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就像蚂蚁或长臂猿一样，擅长共同生产什么东西。正如一个蚂蚁群体可以去做远远超出单个蚂蚁能力范围的事情一样，城市可以做到的事情也远远超过了单独的个人。城市提供了合作的可能，尤其是共同创造作为人类最为重要的创造的知识。在班加罗尔和伦敦人口密集的走廊里，思想可以很方便地在人与人之间交流。人们愿意忍受城市里的高房价，正是为了与各行各业的精英人才生活在一起，其中有些人的知识将会对高房价作出补偿。

卢梭有一句名言：“城市是人类的深渊。”但他把事情完全弄颠倒了。城市为那种能够让人类最大限度地发光发热的合作提供了可能。人们往往可以从其他人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因此，我们周围的人越多，我们可以学到的东西也就越多。城市里的人口密度使得通过观察其他人的成功或失败而得到的新信息不断地流动。在一座大城市里，人们可以选择同行来分享他们的兴趣，就像莫奈和塞尚在19世纪的巴黎相互找到了对方一样，或者像贝鲁西和艾克罗伊德在20世纪的芝加哥一样。城市让观察、倾听和学习变得更加方便。人类的基本特征是我们相互学习的能力，因此，城市让我们更加成其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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