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先生的《人口战略：人口如何影响经济与创新》是一部直面全球发展核心议题的力作。在人口老龄化、少子化浪潮席卷全球的当下，本书以跨学科视野穿透数据表象，深刻揭示了人口结构与经济创新之间的动态关联——从“人口红利”对增长的托举，到劳动力萎缩对社会的挑战；从规模效应激发的技术跃迁，到生育率背后隐藏的文明韧性。作者兼具企业家实践与人口学者的洞察，以扎实的实证研究和前瞻性思维，为政策制定者、商业领袖乃至普通读者勾勒出人口变迁下的未来图景。这本书不仅是对人口危机的理性警示，更是一份充满建设性的行动指南，提醒我们：唯有正视人口这一终极资源，才能为经济繁荣与创新之火找到可持续的燃料。
《人口战略： 人口如何影响经济与创新》
作者简介
About the author
梁建章（James Liang），男，1969年生于上海市，13岁时以“电脑小诗人”闻名，上海复旦大学少年班毕业后赴美国留学，21岁获得乔治亚理工学院电脑系硕士学位。之后在美国硅谷从事技术工作多年，曾任美国Oracle公司中国咨询总监，是信息技术行业的高级管理人才。1999年回国，与3位商业伙伴创建了“携程旅行网”，在2000年-2006年，2013-2016年期间任CEO，并从2013年起兼任董事会主席。公司在他的领导下采用了一系列高效和创新性的管理方法，迅速成为中国最成功的网络公司之一和世界上最大的在线旅游公司之一。2011年，梁建章获得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包括创新，创业和劳动力市场。他在合著的新书《中国人太多了吗？》中，分析了人口结构改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全面批评检讨了计划生育政策。现兼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研究教授。’
选 段 展 示
未来人口分布预测
那么中国的人口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聚集的趋势是否会持续呢?首先看看城市化率的国际比较。
我们从图 19-2中可以看出，中国的城市化率相对于中国的人均 GDP是偏低的。和中国人均GDP水平相当的国家，如巴西的城市化率远高于中国，所以中国未来至少还有20%的城市化率的提升空间，也就是说未来还有2亿~3亿的人口将迁入城市。而这部分人口将主要流入大城市和东南沿海地区。
人口将持续流入大城市，有人说中国大城市的人口已经很多了，人口还会更多吗?前面已经讲过，由于聚集效应的作用，一个国家的人口越多，大城市的人口就会越多。
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城市是日本的东京，东京的人口有3700万，而日本的人口不到中国的1/10，韩国的人口只有中国的1/25，但是首尔都市圈的人口有2400万左右，和上海差不多。日本和韩国的人口已经不再增长，绝大多数城市人口都在减少，只有首尔和东京还在增加(靠吸引外来人口)。而在中国，一个大省的人口就相当于韩国和日本的人口，所以如果有相类似的聚集度的话，一个省会城市就应该有2000万的人口规模，而一线城市则应该有4000万~5000万人口。因此，中国大城市的人口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房价和土地供应
那么一个城市的人口越多是不是房价就会越高呢?人口越多，需求就越大。但是房价还取决于供给，如果有充足的供给，那么价格也不会很高。就像大城市的食品并不会更贵一样，因为供给是很有弹性的。那么大城市的住房供给有多大的弹性呢?首先是大城市的稀缺地段，如市中心核心地区的供给是有限的，随着城市人口的扩充，核心地区的房价会越来越贵。但是，非核心地区的住房供给应该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如果大城市可以不断地扩充其住房用地，大城市非核心地区的房价尤其是郊区的房价应该就会相对便宜和稳定。
那么中国的大城市还有没有可扩展的土地呢?以上海为例，上海至今还保留了1/3的农田，还有大量的低效的工业用地，如果都用来开发住宅，可以大幅度扩展住宅用地。新加坡的面积只有733.2平方千米，是上海的1/10左右，但是容纳了600万人口，而且还有港口、机场、公园，是个环境优美的花园城市。按照这个密度，上海容纳5000万人口没有一点儿问题。
当我们查阅上海和东京的卫星地图就可以发现:东京除了山区,与横滨和千叶地区都已经连成一片，其建成的市区面积要远远大于上海的建成面积。上海的建成区主要是在外环之内，面积不到上海的1/10。其他地方有大量的未开发的区域，所谓的大量的“留白区域”。上海到苏州和上海到杭州则是有很多的留白区域。这些留白区域如果被用来增加土地供应，可以有效缓解房价。
其他的大城市，如北京也是同样的情况，还有大量的土地可以用来增加住房土地供应。其实和亚洲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土地资源是相对丰富的，甚至让所有的人都住上别墅也是完全可行的。如果一个别墅(含道路)占地500平方米，住4人，那么每平方千米可容纳8000人。那么容纳13亿人也就差不多用16万平方千米，只相当于国土面积的约1.3%。当然不可能所有人都喜欢住别墅，尤其是老人还是喜欢住公寓，所以真正住别墅的需求不到上述估算的一半。因此，如果我们愿意拿出不到1%的国土面积来建造别墅，就可以满足所有中国人的别墅需求。我们根本没有必要限制别墅，因为中国的土地面积是充足的。
有人说如果在大城市大幅度扩大供地，甚至于建设别墅和其他低密度的住宅，虽然只用了1%的土地，但还是会减少耕地，影响粮食安全。这种推论是似是而非的，因为如果一个农村人搬到了大城市，即便是住在了城市郊区的低密度住宅，其用地的效率还是远高于农村的。如果让这个农村人落户到城市，就可以释放他在农村的宅基地，甚至于释放出更多的耕地。事实上，由于大城市土地供应不足，很多在城市打工的外来人口买不起大城市的房子，只能是在县城买房，而且还保留着农村的宅基地房子，造成了更大的土地浪费。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中国的大城市还有大幅度增加住宅用地的空间，可以缓解大城市的普遍高房价。但是实际的情况是，中国近几年实行了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限制了大城市的土地供应，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大城市的高房价。相对比，中国的建设供地更多的是在人口流出的中西部地区，造成了那些地方的住宅和其他建设用地供过于求。
我们从表19-1中的数据可以看出，中西部地区的土地扩张速度和东部是差不多的。但实际情况是中西部的人口大量流入了东南沿海。因此，建设用地的指标并没有随着人口的流动而调整，其后果就是房价的两极分化。一方面，在大城市和东南沿海，住宅供不应求，房价节节攀升。另一方面，在中部尤其是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住宅供大于求，甚至出现了大量的烂尾楼和“鬼城”。这种土地供应滞后于人口流动的土地政策，部分是缘于固有的要限制大城市发展的错误观念。和土地政策相关的是户籍制度，有些大城市至今对于外来人口在子女教育、医疗服务、购房等方面还是有不少限制性政策，根本上还是由控制大城市人口和大城市土地供应不足造成的。
人口流动和贫富差距
建设用地向中西部倾斜的初衷可能是希望促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缩小地区间的贫富差距，但是这种措施实施的结果可能是事与愿违的。因为大城市的聚集效应太强了，优质的教育、医疗服务和好的工作机会，尤其是创新的机会都在大城市，所以人们还是会选择在大城市生活、工作。其结果就是房价高企，这些外来人口只能住在狭小的空间中。年轻的大学生在大城市普遍买不起房，这也降低了结婚、生育的能力和意愿。
此外，由于户籍限制和高房价，很多农民工也成了候鸟，只有在节假日才能回家陪伴家人和孩子。这造成了中国特有的留守儿童的问题。由于农村的教育质量不如城市，留守儿童的问题不利于下一代教育的均等化，由此也减少了社会的流动性，加剧了贫富差距。
乡村振兴
有人说，如果放开城市户籍和土地供应，听任大城市吸引人口，那么农村就会被吸干，这不是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等吗?这几年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方向是乡村振兴。从经济规律来讲，乡村振兴要有持久性，就必须利用乡村的比较优势。乡村发展工业和服务业都没有比较优势，因为工业需要人才和便利的交通，服务业除了人才还需要人口密度，创新型产业更是需要各种顶尖人才的聚集，所以适合农村发展的只有利用土地资源优势的农业，利用资源优势的矿业和能源产业，或者利用自然文化资源的旅游业。但是农业并不是一个可以快速成长的行业，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的占比会越来越小。矿业和能源资源或者自然文化资源只有少数乡村才具有适合的开发条件。因此，乡村振兴不可能吸引大量的劳动力，我们不能以提高经济总量为目标，而是要以提高人均收入为目的。人口减少可以增加人均的耕地或者人均的资源占有量，从而可以增加人均收入。例如在中部地区，人口减少反而促进了农业集约化和机械化的发展，大幅度提高了农业的效率，增加了农村的人均收入。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旅游业。近几年，我深度参与了携程乡村旅游振兴的项目，很多乡村其实没有太多的机会去发展工业，很多工业园区都荒废了，反而没有什么工业、相对落后的地区却成了乡村旅游的热点。携程在这些落后地区，投资和建设了高端的民宿，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例如在安徽省金寨县的大湾村，携程捐建的度假农庄成了当地网红打卡地，吸引了大量的游客，也带动了当地的就业和经济发展。但是旅游业的发展是受限于当地的自然资源的，可能整个金寨县也就几个乡村有可开发的旅游资源，所以总的就业需求和旅游收入可能是有限的，人口减少反而可以增加当地的人均收入，缩小贫富差距。
我经常会被问到东北的人口流失问题:东北人持续流入全国其他各地。对于东三省人口持续流出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换个思路看这个问题，看东北成不成功，你应该看东北人成不成功。因为东北的比较优势是农业、矿业和旅游业，那么东北留下的人和东北流出的人都可能会过得更好，虽然东北的GDP会降低，但人均收入不一定会降低，如此，东北人口的流失就不是个问题。
东北真正的问题是低生育率问题。由于东北人大多是在国企或者体制内工作，所以受到严格的计划生育的限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东北三省的生育率几乎是全国最低的，黑龙江、吉林、辽宁的生育率分别为0.76、0.88、0.9，比全国的平均水平低了很多。其后果是不仅东北的农村人口在减少，而且东北的大城市的人口也增长乏力，经济萧条与其他人口增长的大城市形成鲜明的对比。
如何解决大城市病?
有人担心大城市进一步增加人口，会出现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的城市病，这个问题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论述过了。从世界范围来看，城市的人口规模与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并没有必然的关系。世界上人口较多的大都市，如东京、首尔，其交通并不拥堵。这些城市都很好地利用了公共交通尤其是轨道交通解决了特大城市的交通问题。例如，首尔通过不断开发轨道交通和沿线的卫星城来扩展城市的人口规模。一个地铁站可以带动5万~10万人的卫星城，一条20站的地铁线可以带动100万人口的卫星城镇。中国建设地铁的效率是世界领先的。只要充分利用城郊的用地，开发轨道交通和卫星城镇，就可以在不增加拥堵的情况下，大幅度扩展城市人口规模。
城市的轨道交通还可以延伸到附近的城市，把相邻的两个城市连成一片，形成“都市圈”，其实东京和首尔都市圈也不是行政上的东京和首尔。东京都市圈其实涵盖了周边的千叶市和横滨市，首尔则涵盖了京畿道的一部分。这些相邻的城市之间几乎是连成一片的，土地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京和天津之间，上海和苏州之间，还有大量的农业用地未被充分开发利用，以形成一个几千万人口的都市圈。其实中国是更有条件建设都市圈的，因为中国有世界上最快的高铁，上海到苏州的高铁可能只要半小时就到了。一个在上海上班的员工完全可以在苏州或者嘉兴安家，尤其是未来很多公司将提供在家办公的条件。
除了利用公共交通和混合办公来应对大城市病，我们还要看看中国的都市圈能否容纳更多人口。长三角和珠三角都市圈是中国人口流人最快和最多的都市圈。狭义的长三角都市圈是指上海、杭州和苏州之间的地区，即上海大都市圈，陆域面积约为5.4万平方千米，常住人口约为7100万;珠三角都市圈是指广州、深圳和珠海之间的地区，面积接近2万平方千米，人口为5700万左右。这些都市圈还有很大的开发空间。以大上海都市圈为例，上海和苏州、上海和杭州、杭州和苏州之间还有大量的农田和未被充分开发的土地，如果能够利用起来就可以容纳多得多的人口。珠三角虽然在面积上比长三角小一些,但是同样具有很大的扩容条件。大上海和珠三角都市圈如果充分开发，可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创新力最旺盛的都市圈，而且还是宜居和房价可承受的，相当一部分人可以住上宽敞的别墅。
反观现状，2021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普遍出现低迷的状态。过去房地产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引擎之一。房地产行业占GDP的比例是7.3%左右，但是相关产业如家具、装修、家电等占了20%左右。2020年，中小城市的房价开始下跌，房地产的销售面积和开工面积都出现了大幅下滑，拖累了整体的宏观经济。有人说房地产大开发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的房地产已经到了供大于求的状态。从总量上来讲，根据住建部公布的数据，2019年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39.8平方米，人均住宅为1.1套。”但是从区域分布上看，这远远没有满足人们的需求，反映在房价上就是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房价，中西部和东南沿海的两极分化。简言之，就是人们想住的地方的房子还远远不够。未来如果能够有适当的政策来扩容大城市和大都市圈，就可以释放房地产行业的产能，满足想住大城市和都市圈这部分人的需求。这宏观上不仅可以重振房地产业，还可以带来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我们可以粗算一笔账，如果未来有两亿人搬进大城市，按照人均100万元的房产和家具等相关的投资和消费，就会有20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如果需求在20年内得到释放，每年就会有10万亿元的投资和消费，相当于每年10%的GDP。所以从拉动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说，大城市扩容是很有必要的。当然这部分投资和消费的增加不是无效和浪费的，而是实实在在地满足了人们的住房需求，生活在大城市和大都市圈可以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也可以更好地成家立业。
严控大城市人口规模的后果
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已经意识到，人口净增长是衡量一个城市是否有吸引力的重要标志。所以近几年，很多城市如武汉、西安、长沙、成都、郑州、济南等先后掀起了“抢人”大战，通过放宽落户条件、提供购房补贴等方式吸引人口迁入，而“抢人”的主要对象则是年轻的大学生。有些城市甚至实现了零门槛落户，比如福州从2021年元旦开始全面放开落户条件，不设学历、年龄、就业创业等限制，真正实现了落户零门槛。福州明确提出要“壮大人口规模”的目标，显然不仅要抢人才，还要抢人口。
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在抢人，但只有北京和上海出台了严控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如前所述，中国的人口总量世界最大，所以中国一线城市的人口也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可以达到4000万左右。严控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
第一，削弱创新力和拖累经济。中国经济现在面临升级的挑战，尤其需要创新来推动，而大城市则是最具创新力的。严控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将推高大城市的人力资源成本，使得城市的创新力被大幅削弱。
第二，推高房价。严控大城市人口规模并不能减少需求，而只是减少了供应。土地供应不足反而推高了房价。正确的政策应当通过增加土地供应和基础设施的投入，来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实际上，北京、上海和广东都有充足的可开发的土地，支撑4000万人口的城市规划绰绰有余。
第三，导致交通堵塞等各种城市病。严控大城市人口规模会导致按照违反经济规律的人口规模来规划城市。比如，北京一度按照800万的人口规模来进行城市规划，这会使道路、地铁、学校和医院等设施严重不足，导致拥堵等各种城市病。如果按照5000万的人口规模来规划，交通会比现在好很多。人口密度高的城市，其实反而有利于环境和公共交通的高效利用。
第四，减少社会流动性，加大贫富差距。中国巨大的贫富差距，主要体现为地区和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包括户籍政策在内，很多阻止人口流向大城市的政策，实际上加大了贫富差距，也不利于城市的发展。比如，把低技能人口都挡在城市之外，会推高城市的各种服务成本。如果连一个大学教授都雇不起保姆，必须自己做各种家务，那么其工作、生活的效率和质量就会下降，也更加养不起第二个孩子。
如果保姆在城市里租不起房子，就不得不回到农村，也只会更穷。让更多的人流入大城市，当然会使得乡村和小城市流失更多的人口，但这正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必经之路。
城市是一个生态系统，需要各行各业的人聚在一起发挥不同作用，教育水平不同的劳动力之间具有互补性。所以，城市不但需要高端人才，也需要大量的普通劳动者。比如，高科技行业的职场精英，就离不开环卫、保洁、保安、物业、家政、快递、餐饮等普通劳动者的支持。城市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和劳动力的竞争。有人才和劳动力在，城市就有活力和创新力。城市的正常状态应当是，既欢迎和尊重高素质的精英人才，也能容纳和尊重普通劳动者。
综上所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城市化水平就越高。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城市发展的趋势都是人口从小城市和农村向大城市集中。因为大城市拥有更好的创业、创新环境，更多的就业机会，更优越的医疗条件，更丰富的教育资源，更好的公共基础设施。人口向大城市的自然流动符合市场规律，而政策应该顺应这种规律，利用先进的轨道交通技术并加大土地供应，来容纳更多的人口。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城市的创新力和聚集效应。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一线城市会成为世界上最大、最繁华、最具活力和最有吸引力的超级都市。总之，大城市扩容可以平抑房价，让大城市的年轻人也住得起大房子，提升多生孩子的欲望。
政策建议:生育购房补贴
过去中国的住宅供应没有跟上人口流动的形势，造成了中国在发达地区供地不足、住宅供不应求，但是欠发达地区住宅供大于求的现象。应该让供地指标跟着人口流动走。房价高的人口流入地区需要加大土地供应，而房价低的人口流出地区需要减少土地供应，进一步深化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消除人口自由迁徙的限制，要让国家的教育医疗和其他社会福利可以方便地跨省享用，不让公共福利成为人口流动的障碍。
房价政策还可以和鼓励生育政策联动。在大城市增加土地供应，可以大幅度增加大城市的土地出让收入。根据中国社科院的数据,2017年土地平均成交价格与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的比值达到0.68。在大城市，地价普遍占到房价的一半以上。增加土地供应所增加的收人除了可以用作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建设，还可以用来鼓励生育。建议给予多孩家庭购房补贴，比如房价直接打折或者购房贷款贴息。
具体方式可以通过按揭利息返还或房价打折进行补贴。比如说返还二孩家庭的房贷利息的50%，对于三孩家庭的房贷利息可全部补贴返还(规定一个上限)。以孩子出生开始，期限是20年。只补贴新政推出以后的购房贷款。
初步计算一下这个政策的财政支出:如果每个房子的平均贷款额是100万元，按照整个还款周期20年的平均利息3%来算，那么每年的平均利息差不多是3万元。因为只有二孩和多孩家庭才能享受到这样的补贴，所以只有不到一半的有孩家庭能享受到这样的住房补贴，平均的补贴水平可能略大于利息的一半(因为多孩家庭还是比二孩家庭少很多)。现在每年1000万新生人口中，二孩和多孩家庭差不多有400万个，那么第一年补贴金额是每年400万x3万元/2=600亿元，第二年会是1200亿元，到20年时达到顶峰为12000亿元。
这部分财政支出主要是在大城市，因为大城市的房价和房贷额会比较高。这项补贴的实际效果会是向大城市的家庭倾斜，有效缓解大城市年轻人沉重的购房负担。这部分补贴完全可以通过增加土地供应来筹集。加大土地供应并给予二孩和多孩家庭买房补贴，还可以提振房地产市场的需求，起到刺激经济的效果。
总结
大城市扩容，可以充分发挥聚集效应，增强创新力，拉动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可以缓解房价，减轻结婚育儿的压力，提高生育意愿。而且，中国完全有空间和能力去建设世界上充满活力和美丽宜居的最大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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