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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为您奉上第三期：

 

 

实践者的思想性实践 ( Practitioner’s Intellectual Practice)
——超越“数字”或“建构”

作者：范凌 Ling Fan（微博）

 

本文是我参加2011年11月在同济大学“建构诗学”国际研讨会的发言，作为对某些“想法”的“想法”。发言由美国建筑师Jesse Reiser ＋ Nanako Umemoto的书《新建构地图册》引发，有观点认为：这本书和一系列数字建筑师正试图把19世纪以来的建构研究拓展到二十一世纪的当代数字建筑语境中——借用同济大学王群老师在同一个会议上的主题报告题目《建构与我们》——让“建构和我们”在数字媒体时代、后自由化时代和全球化时代继续纠结下去。但是，“数字建构”的蔓延似乎更为迅猛：一方面，“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国策已经让这个趋势具有了默认的合理性；另一方面，计算机设计工具和设计语言也成为职业建筑师在自由化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大趋势下少有的能抓住的秩序。从文化层面讨论数字建构的必要性远不及在技术层面的讨论。然而，技术的进步，并不能被认为是一个特例。我们需要警惕的是一些已经发生在“现代主义”建筑中的问题：菲利普约翰逊和希区科克在纽约现代美术馆做的“国际式”展览中，明确指出如何做一个“现代主义”的建筑师，而这个展览和相关的出版物也终结了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考，而开始了“现代主义”作为一种风格——一种“新”的消费品。我在这里，也许可以呼吁一下当代状况所带来的“思维／想法”的潜力。

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理解 “新”——这是一个宏观的、观念的和松弛的“新”——哈佛大学已故政治学教授Samuel Huntington认为：21世纪会重复19世纪的政治、社会、宗教的抵抗。20世纪并不能改变这种历史的重复。“新的另一种理解是对过去旧的东西的重复，而并不一定是改善、发展或者适应。”
我们并不需要同意或者反对Huntington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把诗意的建构延伸到当代的数字建筑语境的时候，我们似乎期望一种建构的全能运用和全能合理性。在这个过程中，建构的对手被和谐了，我很担心对手的消失，因为这让我无法定位自己。

 

作为知识分子的实践者

以Palladio、Aldo Rossi、Peter Eisenman、Rem Koolhaas等为代表的西方“建筑师－评论家（architect-critic）”类型的实践建筑状态正在学科范畴中逐渐消失，不是落入即兴表演式的设计实践行为，就是落一种边缘地位，站在实践的边界追根溯源式的理论实践计划。针对这一情况，也许我们可以更武断的说——是建筑实践状态中思想性的缺失，是建筑师作为“知识分子”的角色的消失。

2006年由普林斯顿建筑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建筑师Reiser + Umemoto（简称RUR）的《新建构地图册（Atlas of Novel Tectonics）》 问世的时候，作为年轻一代的建筑实践者，我们为“建筑师－评论家”物种的回归和复活而欢呼。该书的分类和装帧都让我们想起了上个世纪60－70年代活跃在法国的独立知识分子（尤其是萨特和罗兰巴特）。

 

思想性实践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鲜有建筑师出版自己的写作。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所谓的建筑师写作并非指建筑理论、历史的研究也不是建筑师对自己作品的文本阐述。讨论建筑师的写作而不是讨论作品这不仅在中国，即使在一个更广泛的语境下也似乎有些奇怪。Robin Evans曾经精辟的指出：建筑师的写作全部都是和设计提案有关。在我看来，许多建筑师进行的文字工作都可以通过一种“广告”式的角度进行理解，最终把设计提案放在某种社会、政治、学术——一个更高的层面——作为一种市场策略。因此，也形成了当今建筑出版的某一种定式：理论、评论的文章加上作品汇总。当然，这种出版的例外常常是一些可以被称为“思想性实践（Intellectual Practice）”的经典之作：例如，Robert Venturi的《建筑的矛盾性与复杂性》、Koolhaas的《疯狂的纽约》以及Rossi的《城市建筑学》。笔者认为，其中最具有批判性的思想性实践（之一）是Koolhaas的《小、中、大、超大》。在这本书中，作品和思想性写作之间终于完全融合而不可分割，形成这种整体性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书本身的物质性体量。这本书的出现是一个颠覆——用理论文字对设计作品进行解释只显得多余。也许，解释、阐述一个作品并没有错，把作品和理论并置也无可厚非。只是——真诚的说——有很多思想性写作并不能被简化为一种物质化的证明，不论是通过建筑、图纸、照片还是其他⋯⋯

从技术和科学的角度进行思考的知识分子从来不占少数，而且在社会、文化、政治等因素与技术愈发不可分割的交织和复杂化的当代语境下，我们毫无疑问的需要质疑对学科发展中的技术进步的过度强调——把某种设计技能进行进行放大化和特殊化。我们认为：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相应反应是一个在历史上不断进行的过程。历史上的“技术表现主义”也层出不穷，甚至可以追溯的古希腊 。而这种技术表现主义或者更宽泛的说技术导向的设计途径指向了另一个更有意义的讨论角度：即一种建筑实证的角度，重新把建筑本身的实验性和不确定性带入一个动手的层面，而这种动手的实验，并从这个实验中尝试寻找意外和不确定性带来的设计结果，恰恰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因此，建筑师从狭义的文化性转向思维的现代性，从表面美学转向科学和实验，从论证转向实证。我认为：这种转向是对我们当代中国建筑实践中涌现力量的善意批判。

 

关联和区别

这本书是关于“复杂性”的“简单”读本。若我们以RUR惯用一种科学历史观来反思人类所面对的问题，不论是牛顿还是爱因斯坦的研究都还停留在“2”上，或是2个物体的关系（牛顿的经典力学讨论的是两个物体之间的万有引力关系），或是一个物体的2种属性（爱因斯坦的光的波粒二向性讨论光在不同状态下属性的动态）。“2”以上的很多问题在科学界还都是悬而未决的“猜想”。在“几何（Geometry）”、“物质（Matter）”、“操作（Operating）”、“应该避免的常规错误（Common Errors to Avoid）”、“这个世界（The World）”五个部分中，RUR分析了2产生的“区别”和“关联”：“区别”如：质的差异／量的差异、变化／变种、连续性／不连续性、选择／分类、传统意义上的身体／非个人的个体、必要的系统／有独立性的系统、建筑／战争；“关联”如：强度（属性）和容量（属性）、几何和物质 、物质和力、合适尺度和超大尺度、功能策划和歌词之间的类比⋯⋯

正是“区别的积累形成了差异”（Differences make a difference）。这一系列的0和1式的编码过程产生的“区别（differences）”从而形成这本书所代表的“知识分子”式的实践状态所产生的“差异”。Kwinter在书首的介绍中指出：“差异”所处的语境是一种“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RUR亦多次提到“物质实验”的积极作用，“物质实验是获得多重变量之间的实际关系状况的唯一途径”，“软件确实可以模拟和复原，但是任何一个研究物质系统的科学家都会告诉你，物质领域［的实验］会产生更丰富的和更特殊的结果。”［RUR，152－153］Kwinter精辟的指出：物质主义的特征就是“意外”的产生。

在这个语境下，我希望延续“区别”和“关联”来讨论RUR思想性实践的学科性作用。RUR通过反复强调的“物质实验”、“材料计算”、“新物质主义”、“材料操作”与更时髦的计算机建筑师之间产生区别；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引入对于更复杂的“科学操作（scientific operation)” 和“文化语境”的延展，联系了与Antonio Gaudi、Mies等人的建筑学建构传统的对话。然而，这种姿态和方法（而不是策略，因为策略往往产生更有效、直接和即兴的结果）可以反映在本书题目所包含的三个关键字上：Novel（新的）、Atlas（地图册）、Tectonics（建构）。

 

新

“新”或“新的”暗示了一种后资本主义和终极消费主义的社会政治语境，通过创造新的状态从而获得资本集中到资本重新分配。然而这一发展以及其泡沫性的后果所产生的问题亦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席卷全球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后果），从这个角度来说追求壮观的“新建筑”形式是值得质疑的，也极大程度上贬低了建筑师的实际角色。Kwinter指出：最好不要把“新”埋的太深，成为一种神秘的“创造”，而更应该认为是一种自发和蓄意的“迁移（migration）”［Kwinter，12］。这一观点把“新”从结果／效果导向了发现的过程，“迁移”取代了“转化（Transform）”或“生成（Generate）”，暗示了一种类似化学变化的（新）物质产生过程：例如，树－木材－碳，他们之间在物质上是同构的，但是却分别具有不同形式的表征：有机物质、建构物质和化学物质（相对于“转化”：树－木材 －木梁；或“生成”：树－树状结构／树状表皮）。这个过程最显著的特征质疑就在于“意外”，例如火药的发明就是一个著名的意外，从一个状态迁移到另一个，从而产生新的属性和使用潜力。当然，对于这个意外的发现和运用，也需要人的灵感、敏感和实证精神。

 

建构

“建构”在“新”的语境下更接近一种让步，而不一定是回归，是一种抵抗，而不是一种歌颂。也就是说，若建筑是一种社会政治、经济力量作用在空间上的物质化的话，我们需要考虑“新的”背后的深层结构。这种结构指向了“建构”——一种在Frampton眼中具有“诗意”，在Samper眼中具有“风格”的建筑状态，或者更准确的说，一种广义的建和筑状态（architectonics）。首先，这种状态不同于抽象的、虚拟的状态，而是一种“新物质主义的表现形式”。Kwinter认为：“建构”作用在物质的中心，具有释放物质所蕴含知识的功能；但建构不是静态的，而是一种行为的形式（a form of action），建筑具有传达物质感知的责任。其次，建构针对生产方式：从“福特主义”的“大规模生产”到后福特时代的“大规模定制”［RUR, p159］，这个转变的意义并不在于建筑本身的“形式”而是一种“生产方式”上的本质改变所带来变化。在这里，RUR有意和参数化或者数字建构之间划清界限，他们认为他们感兴趣的并非是一种技术，而是一种新思维的诞生，这种思维包括了建构的时间性和独立性，“每一个构件都有一种精细的跟踪系统，从而能够使每个独特的构件在确定的时间到达确定的位置。”［RUR, p159］而且，他的“新建构”充满了对这种建筑构件的时间性和独立性的追求——在传统建筑中，一个构件的意义体现在一个整体完成的时候；反之，“新建构”在提示构件的个体性，重新提示了我们如何进行学科之间的交换［RUR, p126］。当然，对RUR来说，学科交换并不是再现式的，也就是说，并不是通过“穿越学科（trans－discipline）”的语言表述形成的类比关系，而是确实的进入另一个学科进行交换。RUR认为建筑学正在经历一种可以被称为“消耗”的过程：例如通过借用电影或者文学的词汇进行建筑设计概念的装饰性表述，本质上并不利于建筑本身的发展。这里RUR强调“概念的模（Conceptual model）”存在的必要性，从而可以支持不同学科之间的“迁移”，并最终能够驻留在这些学科中，形成学科之间的连续性。虽然在RUR的实践中，我们依然只能看到这种跨学科的努力还停留在穿越学科的效果上，但这种诉求所需要的强大的跨学科知识和开放的学科边界，是作者希望用“新建构”而呼吁的一种实践状态。这里，也许可以发现一种吊诡的隐含，在建筑学科内的“新”也许在其他学科中早已经不“新”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材料学、土木工程、软件所提供的新技术对于建筑设计的剧烈影响，或者城市研究、新地理学对于空间传统观念的强烈挑战，建筑似乎都是一种“后发外生”型的被动实践。RUR在本书开始时的介绍中指出：“让我们感兴趣的是经典模式回应需求的变化所产生的‘新’。”［RUR, p33］所以他们反对一种简化和排除的做法，而寻找联系和包容。当然，原则是一种实质的联系和包容，而不是一种修辞性的，RUR总结道：建筑是“具有生命的物质和生活中的问题之间的交换。”［RUR，p34］

 

地图册

为了捕捉意外并重新思考意外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地图册”是合适的再现方式。地图册是一系列地图的集合，同时表达“共时性”（多个空间在同一时间的状态）和“历时性”（同一空间在不同时间的状态）。除了空间的地理特征和政治边界之外，地图册往往还包括地缘政治、社会、宗教、经济等潜在的信息。在我看来，“地图册”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对于“迁移”进程的记录和标注。“迁移”避免了“转化”和“生成”等一些列操作性动词，而转而使用一种状态性的动词。从一种因果和操作线性思考变为一种逻辑和思维关系的三维思考。也就是说，“迁移”是一种让“技能”蓄意消失的选择，而剩下的是在“地图册”上诚实的科学发现，若我们接受“新物质主义”的思想方法，我们则也一定能够接受把结果作为一种意外的发现的过程。

 

总结：专门化和业余性

巴勒斯坦思想家Edward Said认为知识分子的压力可以通过业余性进行抵抗，“不为利益或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和兴趣，而这些喜爱和兴趣在于更远大的景象，越过界限和障碍达成联系，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众多的观念和价值。”知识分子的第一压力就是“专门化”。“没有人反对专业能力，但如果它使人昧于个人直接领域，⋯⋯并为一套权威和经典的观念而牺牲一个人广泛的文化时，那么那种能力就得不偿失。

我们把《新建构地图册》的后两部分作为两个状态的总结，“应该避免的常规错误”是一个关于（滥用）专门化的总结；而“世界”是一个关于业余性（迁移）的总结。本书出版至今五年，我们对于这本书的介绍显然已经晚了（当然，介绍该书不是本文的要义而更是本文的触媒）。在这个过程中，计算机技术和参数化设计作为一种专门化的知识和工具，已经逐渐在实践和教育上获得了“政治上正确”的地位。Said的“知识分子”讨论让我们警惕这种专门性是否仅仅是为了占领“有利可图领域”。历史的滥用、数据的滥用、图解的滥用、逻辑的滥用是求“新”的四个专门化误区，而我们为了做一个与时俱进的专业人士，似乎不得不用滥用来标榜正确性，不得不用量化的方式标榜速度和高效。迁移是一种解放，思维层面的解放，因为迁移不象“转变”那么沉重和吃力。上世纪九十年代，施乐的研究机构PARC的首席科学家Mark Weise提出“无处不在的计算机 （ubiquitous computing）”。他预测了一个更具有开放性和启发性的思考角度，计算机并不会取代人，虚拟现实也不会取代现实。现实确实也是如此：城市并没有因为人可以远程交流而失去了价值，而反之，升华了价值。智能手机让城市成为一个实时的环境，一个更民主的自下而
上的城市逐渐出现了。

类比的说，我们希望用“知识分子”和“思想性实践”的工具对学科的专业性进行释放，从而通过该书的另一种作用，也许是一种对于作者和作者立场的完全扭曲，提供一种业余性视角，这个视角希望能够打开“数字”和“建构”的边界，提供一个“不关于操作”的论点。因此，我们也能够逃离是与非的二元选择，从而进入一个多元的政治、文化环境，从而把地域性和全球化所带来的终极诗意和终极信息的张力松弛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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