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危机的中国建筑学

王子耕
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学硕士
北京电影学院教师
PILLS主编
zigengwang@qq.com

更多关于他：王子耕在gooood

图片1， Clip, Stamp, Fold封面及封底，副标题写的是60-70年代小册子里的激进建筑学。

图片 2， Domus 866, 米兰，1968年5月30日，上百名艺术家和建筑学院的学生占领了米兰第十四届国际三年展，10天后展场被彻底毁坏，这次先锋建筑师群展还未开幕即宣告结束。图为占领者和策展人Giancarlo De Carlo（居中者）辩论展览主题的意识形态。

我回国之后有一次在成都讲座，名字用的是“世界的盲肠”，后来不断有人问我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我就跟他们讲我在纽约时代广场看见的那个挥之不去的场景，大家都知道时代广场建筑立面被各种广告牌淹没，是一个被当代设计语言覆盖的深谷，就在那么一个环境下包围着一块中国旅游推介的广告牌，巨幅画面中，当某女性民族歌唱家手臂划过幸福的脸庞的那个刹那，那种和周边完全不在一个逻辑和频道上的语言并置，让我在那个时刻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孤独，作为中国人的孤独。前几天翻看《Clip, Stamp, Fold》（图1），这本书是普林斯顿建筑学博士项目的一个成果，讲的是60-70年代全世界范围内建筑学的独立杂志里催生出的激进建筑学。这些杂志是历史的见证，是一次次激烈思想运动的推动者和践行者。68学运的爆发和马克思主义对高阶资本主义（Advanced Capitalism）的修正和补充不断推进着意识形态和历史批评的发展，你能清晰的看到建筑学思维的变化、冲撞和对峙伴随着整个近现代的历史进程。这本书送了一张海报，特别大，正反面，把这个项目研究过的杂志封面一个一个排在上面，我数了数，1700多本，没一本是中国的。

中国是静止的，静止在女性民族歌唱家手臂划过幸福的脸庞的那个刹那。中国在上世纪激烈的社会思潮中是缺席和无所作为的。当意大利建筑系的学生在米兰三年展门前的广场上激辩的时候（图2），当威尼斯学派拒绝将现代建筑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相割裂的时候，当曼哈顿的影子作家库哈斯从宣言转向建筑实践的时候，当埃森曼在普林斯顿的台球厅和科林罗，文丘里，麦克格雷夫斯筹备CASE和IAUS的时候，当日本一批留洋年轻人把自己命名为新陈代谢派的时候，当一轮一轮密集的思潮变动，争执，把现代建筑的讨论推向一个个的饱和点的时候，中国的大学还没有开始正常招生。

对于西方而言，文明的进程基于一系列的摧毁和重建，就像《建筑与现代性批判》一书扉页上引用的杜斯堡的诗句“人类必须/不断地/自我摧毁/以/彻底/重构/自身”。关于建筑学是什么，讨论什么，那个点在哪，经过近百年的这种过程是有一个完整的进程上和品位上的共识的，这个共识让现在的讨论者知道自己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以前做了什么，自己能做什么，用什么样的方式介入。并且这个过程在不断演变和发展，这种快速的知识迭代基于一个无比庞大的现代主义知识的遗产（Legacy）和知识的强度（Intensity）。我们的知识遗产和知识强度又在哪里呢？面对发生在中国的已经过去的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进程，我们的建筑学是不是足够有信心说我们可以有力的回应现实并推进学科和社会的发展？

前一阵多相的贾莲娜在一次聚会上问我说，你觉得你出国读书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当时没回答上来，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应该就是上面谈到的这两点，一种体力和脑力上的巨大负荷带来的满足感。这种学术强度不是被迫的，而是具有强烈意愿和自主性的，是不断运动的，变化的，充满了质疑和自我否定。我那时候总觉得，我在美国看到的“建筑学”，和在国内谈的根本不是一回事，我们不会谈论一个功能主义的好设计应该是什么样的，但会十分介意你达到目的的方式和20年前的建筑师有什么区别，课程围绕着工具设计，设计制度，建筑师的身份，施加方式（agency）和议程（agenda）。在学校，职业危机是隐形话题，建筑学的学科危机才是公开的核心问题。

建筑学的学科危机在西方已经是一个摆在明面上很久的话题，他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最近特别火的普利兹克奖的走向问题，但他绝对不是国内所理解的由市场导向的职业危机，而是西方人文科学发展的瓶颈期造成的危机。耶鲁的Perspecta第45期Agency的前言里说，“过去50年间，我们目睹建筑学走向一个不断妥协的歧途，有的时候是不情愿的，有的时候却是一种陈腐的自以为是。对使命和责任的逃避，理论的艰涩和极具风险的专业化分工，使得建筑学逐渐失去对现实的影响能力。”（The last fifty years have witnessed architecture stray toward an increasingly compromised state-sometimes unwillingly, other times, in tired complacency. The retreat from liability, the barricade of theory and the gamble of specialization have diluted our discipline’s ability to effect real change.）危机本身，是与学科共存的，学科必须要在一次次危机中蜕变。建筑学作为一种“学”，盖个好房子，有个漂亮的节点绝对不是建筑学的全部，他本身是一个文化生产方式，他有他自己的批评体系，这个体系就是上面所说的无数讨论，理论建设堆积出来的。建筑的讨论和资本主义文明与现代主义文化间盘根错节、难以分离，现代性不断背离海德格尔式的栖居理想，这些都不断加剧着现代建筑学的复杂性，同时要求建筑师回应当下的新问题新情况。然而，在中国激荡变换的现实下，建筑学却视而不见，裹足不前，他忽视掉城市化进程中凶恶，乖张，残暴，矛盾的一面，以一种温情脉脉的中产阶级情怀而自满，他忽视掉活的语境和流行文化对建筑学可能的刺激，只满足于一种身份建构的虚假许诺里，他觉得只有经典现代主义似乎才是正统的，却绝不谈论他在近百年间的流变，质疑和验证。这就是我们的建筑学，一个静止而趋向精致的建筑学，一个怯懦的建筑学，一个在“后发劣势”面前自鸣得意的建筑学，一个把学科未来交给开发商和教育部的建筑学，一个不关心当下，不表态，不提供具有时效性的工具和方法，拒绝理解和再现现实世界却在现实面前被步步逼退，失去思考力度和批判性的建筑学。

我们当然不存在学科危机，我们的学科归教育部管，我们培养出的建筑毕业生归市场管，没人在乎理论，因为不管用也看不懂，我们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丢失建筑学的阵地。布鲁诺拉图尔在《批评为何失去了动力？》一文中诘问：“如果今天我们仍然在训练年轻的孩子们，这些新兵，这些学徒，去往消失已久的战场，抗击早已退散的敌人，占领不复存在的高地；让他们为我们的疏忽和短视埋单，在未来真正的威胁下瞠目结舌，岂非罪乎？”100年前戏剧和默片面对有声电影的挑战，一个转变，一个消亡，今天的建筑学，或者说今天中国的建筑学，能否知耻而后勇？能否卸下那些集体文化的自尊和负担和制度惰性？能否放弃一种以作品——创作者二元关系为统治核心的建筑思考，而把建筑放归到他所依存的复杂的作用网络当中去？答案就在每一个像你我一样的个体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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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论

(按照嘉宾姓名的拼音字母顺序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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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平平
剑桥大学博士，南京大学副教授，LanD Studio主持建筑师

中国建筑学没有学科危机，因为它在本质上和整个中国社会一样是相当反智的。其表征之一就是对Architecture Without Architects这个说法的误解。时下热闹的乡建，建筑师们虚心地学习非工业化的建造方式，与非工业化的建造条件热情地一对一贴身肉搏。我能看到这其中的道德优越感，但看不到中国建筑学的未来。

其实那本书的副标题“尚未被谱系化的建筑”（Non-Pedigreed Architecture）非常明确的指向了学科架构的不完整性，更确切的说是罗马-希腊传统下的经典建筑学的狭隘。其内容并非是对建筑师作用的示弱，而是展现了被忽视的种种更关乎真实社会的建筑学命题，积极拓展了学科疆域。鲜有提及的是在这之前20年（1944），Rudofsky就在MoMA举办了名为“服饰现代吗？”（Are Clothes Modern？）的展览，通过想象还原时尚服饰下的奇怪“身体”，唤起大众对不断变换的服饰风格的免疫，质问商品社会所推行的喜好与习惯。这其中暗含了他真正想问的问题——现代主义建筑现代吗？带着这个问题不断进行系统化的观察和调查，才导向了1964年的展览和著作，以及后来对Learning from Las Vegas, Delirious New York, Made in Tokyo的启发。

这些思考既没有认输也没有欣赏的意思，有的只是反思和吸纳。吸纳是一种理性的态度，它让我们以一种存疑、侦查和推断的视角去直面问题，它产生知识而不是运用知识。这种态度非自今日始，它是现代主义的范式变化中的草蛇灰线，然而只有在特定时期才会迸发出它的建构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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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果川
筑博执行总建筑师（筑博建筑工作室诚聘英才）

子耕提出的问题，其实是指向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建筑学这种无视现实，自欺欺人，毫无批判力的状态不也是整个知识界的写照吗？国内的环境下，我们的独立精神是被阉割的，我们都不能做也不敢做一个独立思考的个体，哪里有学术？阉割是有回报的，所以知识分子一方面在抱怨，一方面又不愿意脱离他所寄生的生产体系。国内主流的建筑学是绕过阉割这个创伤性的内核，去做一些粉饰的工作。所以我们在建筑学上的突破可能也是反其道行之，以建筑学的知识去撕开那个被精心掩饰的创伤。在空间生产的方面展示出意识形态的运作轨迹，隐藏在空间关系中的不平等不公正的社会关系。这样的建筑学要挣脱被动的委托关系，成为一种主动介入的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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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路
谢菲尔德大学建筑学博士，无样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师微信公共号: wuyangarchitecture

中国建筑学在所谓“现代”建筑话语里的缺席，并非因为它是静止和安乐的。我们面临的问题有三：其一，在20世纪上半叶，当经典“现代主义”及“先锋”建筑在“西方”获得历史身份和定义的时候，中国属于“非西方”的边缘之地，中国本地的建筑学实践不被纳入“现代”合法话语系统之中，这个问题至今依然存在。而此时对于中国建筑学人来说，“危机”是如何使传统中国建筑学具有“现代”合法性。其二，在20世纪下半叶，“西方建筑学”反思单一的“现代主义”，进入了多元和复杂的现代建筑话语期。与中国建筑学隔绝数十年之久的“西方”以碎片化的方式重新被引入中国。然而此时的“危机”，却依然是“传统”与“现代”的老问题。其三，在21世纪初始，当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话语已经被自我挑战和瓦解的时候，中国建筑学界却似乎希望把自己重新纳入到那个“现代”建筑的系谱中去。“传统”在此时已经逐渐不成为困惑，而此时的危机已经变成：当代中国建筑学依然企图具有“现代”合法性时，那个“现代”已经濒临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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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霞虹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 huaxiahong@tongji.edu.cn

谈不完的危机/顾不上谈危机/谈危机背后的政治野心和潜在危险

我不认为中国的建筑学是没有危机的建筑学，或者说是没有人关注或在意危机的建筑学，事实可能恰恰相反，是空白和问题实在太多了，无论是具体的形式和技术，其文化及社会价值，还是学科自主性和身份思想上的忧虑，每一点都是实实在在的危机，每一点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去探究和改变。然而，因为这些大多指向建设性的实践而非反抗性的批判，这些形而下的“谈不完的危机”对于主张“通过自我摧毁实现重构”者看来恰恰就是现实秩序的维护者，是真实的社会和文化危机的粉饰者。

当然，因为历史一次次的断裂，经济社会快速转变的硬指标带动着中国建筑学的发展，在物质创造的激流中，更乐于谈契机，顾不上谈危机的确是我们的普遍状态，也是值得警惕的实情。因为不避讳谈论危机，无疑是建构中国建筑思想性的基础。

然而，我们也不应该忽视现代建筑以来，尤其是1960年代迄今欧美建筑学危机说背后的政治野心，每一种危机的指出常常也是为某种自我主张的设计策略背书，更可能只是知行分离的说辞。即使在形而上层面上，毕竟建筑学还是一个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紧密相关的学科，而非完全自足的话语系统。因此，在点燃危机，摧毁现实的时候，要时刻警惕对重构理想的思考的缺席，也不应忽视，那些朴实的以应用为导向的实际工作，未必不是针对中国当代建筑学危机所作的有深度的批判性思考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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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莲娜
多相工作室合伙人

《建筑首先是某种朴素的实在。建筑学是什么？不太清楚。
《现实是重要的，身在现实，看向远方也挺好。
《曾经作为不合格的知识猎手、智力竞赛者获得的满足感非常短暂。
《建筑师因为可以决定一些事情的发生，可以改变一点我们的物理世界而变得自大。
《我们可以谈论很复杂精致的理论，但我们可能连一件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我们的脑控制不了手，手也反馈不到脑。手和脑断了。
《有敌人，有战场是幸福的，没敌人，没战场的时候，你才不得不面对真实的自己。
《每个理论，都有它的缘起，我们可以解读可以追溯可以仰慕，只是不能再次参与她的生成。
《“理论是生活的尸体。”活着时候重要，死的也重要。我更喜欢活的，因为她的流动，所以也难以把握。
《我期待的建筑活动是某种“创造性的直观”，有感知，有领悟，无理论，无名词；好就好，差就差，认了，只要还能再继续做下去。
《我们在盖房子，可我们究竟贡献了什么？我们越来越无家可归了。这是我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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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轶辰
Link-Arc主持建筑师（Link-Arc 在gooood）

这篇文章内容其实很开放，我的理解是子耕以西方（主要是美国的建筑研究生院）建筑学的变化、强势、和批判性，来比较中国建筑学的静态、妥协和缺乏批判性的思考，所以题目叫“没有危机的中国建筑学”。

首先，从根子上来看，中国建筑学院培养学生的目标就是为了培养建设国家的专门人才，而不是具有社会批判性的思想个体–在中国，不只是建筑学才有这个问题。

其次，子耕其实还谈到了一点就是建筑学的式微。这个情况并不只发生在中国，而是建筑学这个学科的危机。只是在中国，这些问题被建设量所掩盖住了；而在西方，建筑学的危机和建筑职业危机其实是同时出现的。其原因包括了经济基础、行业分工、建筑教育、科技发展等等，但根子上建筑学的危机是源于建筑师的自我膨胀，并长期不能与那些最终将生活在他们设计之中的人—“不起眼”的民众–取得有效沟通。

文章中其实暗含着一个判断：建筑学的生命力在于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批判体系。也对也不对。如果我们说建筑师根本的责任是解决社会问题的话，就存在了2个问题：1，是否建筑学逃避了这些责任或使命？2，在现今，建筑学是否具备足够的能力去承担这个责任？–这个话题就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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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涵
绘造社创始合伙人（绘造社DAS在gooood杂志，绘造社DAS在gooood社区）

1960-1970年是西方世界思潮澎湃，大师辈出的年代，不仅仅是在建筑学领域。中国的缺席是因为当时客观的历史和政治原因。我觉得这一点没有必要纠结。而近20年中国建筑师的工作是值得肯定的，特别是在建筑实践（盖房子）上，中国优秀建筑师的水准与国外相差无几。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近些年中国建筑师在世界舞台上明确的存在。

我认为优秀的建筑可以无关批判，它只需要解决好建筑学的本体问题，材料、构造、场所、空间等等即可。建筑变得越来越复杂、技术、实用。它无需也无法承担作为思想批判工具的使命。理论批判和建筑实践分道扬镳早已是业内共识。

但是我同意建筑学并不是只有建筑，它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内容。而过去的十几年中，建筑师群体似乎陷入了一个唯“建成”是瞻的局面。这让整个群体变得越来越同质，导致了建筑学思考范围与批判能力的危机。

我欣赏这次话题中赋予建筑学的崇高使命感。但我的问题是：
当建筑学失去了建筑——这个专业内的靶子，批判指向越来越广阔的范围。城市、社会、文化、资本主义这些都成了建筑学讨论的对象。以今天信息与知识膨胀的速度，分工精细化的程度，建筑师（理论家）如何对这些更广泛的问题进行全面、深入、有质量的思考而不陷入建筑学自身的偏见、自恋和过度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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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天
哈佛大学建筑学硕士，中国美院建筑学博士（任天在gooood）rrttacs@163.com

当梁思成从宾大学成归国,与林徽因一起带着西方“学院派”(Beaux Arts,又称“布杂派” )的体系回到中国开始写《中国建筑史的时候,这既意味着中国西化的建筑学的开始,也意味着传统意义上中国建筑学的结束。其实中国自古是没有建筑学的,有的只是在中国哲学思想体系下,在独特的审美与价值观中由匠人和文人营造的房子和园林而已。计成在《园冶》中阐述了中国园林的基本风格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这一概念集中体现了既儒家道家崇尚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世界观,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天人合一 ”。

中国的建筑从不是独立存在的个体, 是与自然间交互的媒介。所以我们会看到深山中有亭榭, 有茅屋,有高人居住;看到江南园林是园主对自然山水的精神寄托;即便是宫廷庙宇,也主要使用木材,因为中国传统所理解的建筑不是死的物, 是自然与人一起生生不息的载体。中国的建筑从不遵循维特鲁威在《建筑十书》中提出的三大大原则: 坚固、实用、美观,更不是柯布西耶口中的“建筑是生活的机器”, 是完全平行的一条线索。当时梁林所引领的大规模建筑测绘, 将单体的庙堂建筑当作物来对待的研究方法,将建筑拆分成了一个个的元素和尺寸 ,是纯西式的思维和理解体系,并不是把建筑放到一个大的哲学体系中去理解。这种研究成果在后来又与强烈的政治语境结合,也就形成了我们所诟病的“大屋顶”式的符号建筑,即便是被高度推崇的《营造法式》其实更应该被理解为是一本工具书, 不是建筑理论书。

近年来中国许多建筑师都在做着积极地努力和尝试,慢慢寻找那一条中国的建筑学之路。至于未来怎么样,的确取决于我们这代人现在做什么:是在国内大院画着施工图,是在西方求学,是在大事务所做中国开发商的项目,或是在为政府做一个个新城的规划, 我们又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在做这些事,又是怎样以我们的努力去影响这些事的结果,这些决定了中国建筑学的未来。这两年,原本快速的建筑业慢慢放缓,很多曾经一本万利的设计方法不再吃香,我们应该把它视为是一个契机, 一个让我们去有更多机会去放慢脚步做一些事的契机。我们这代人要做的,不光是重构一种中国的建筑学,更是重构一种价值观,必须意识到以毁灭传统为代价换来的发展是疯狂且可怕的。这种价值观的重构,是扎根于当下无数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解决方法之上的,或许这个答案可以在那些尚未被破坏干净的乡村中找到,那里应该还有一些质朴可爱的东西值得我们去发掘和学习。未来,也许中国的建筑学需要一场思想上的乡村包围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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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峥
豆瓣主页同济大学助理教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 etanzheng@yahoo.com

王子耕老师谈到了中国的“静止”现象。其实这也是我一直在困惑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文化状态与整个知识界的思想状态似乎与全球的文化状态是脱节的。至少官方所认可的那个思想状态是以一种自说自话的形式出现的。所谓世界的多元性不能简单的用来否认这种自说自话的顽固性。中国的建筑批评与理论也沉浸在自己独立建构的历史中。李颖春老师的近作《平行世界的形状——“西方”的“非西方”现当代建筑研究》揭示了一种西方语境里的他者——“非西方”，这个建构出来的世界和中国的现状是互不相望的平行关系。同样的，在中国建筑理论圈有一个关于中国现当代形象的建构，它与现实中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也是错位的。这个中国的形象始终无法脱离“盛世”的想象，无法脱离“伟大复兴”的宏大叙事，甚至它从那个想象中汲取生存下去的能量。

在这个宏大叙事的背后曾经是资本+权力的指挥棒，如今又是技术+管制的新型控制手段。这些手段使得建筑师与建筑理论圈根本无法去思考“作者”与“作品”之间的深层矛盾，以及这个关系在新技术条件下的脆弱性与荒谬。正如子耕老师所说，近几年的建筑知识圈乏善可陈，整个理论界走向精致化，所谓的精致化就是创新已经无法更动建成环境生产与干预的基本权力结构，无法更动这个权力结构里的各个角色的职能。在这样的精致化理论结构中的所谓“方法论”就是这整个权力结构的背书。我们看到整个建筑学教学与知识体系正在固化，而这与正在发生的媒介-技术-制度的革命是格格不入的。如果王老师的问题需要一个答案的话，那么我们应该讨论的是如何去批判诸多“方法论”背后的假设的荒谬性。方法论精巧的隐藏着一些权力结构，一些习以为常的僵化制度，一些不再成立的假设。如果不能批判的对待自己的工具与方法，建筑学的前途是堪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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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挺
独立建筑师，博士，教授级高工，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客座教授
Let’s talk创始人，城市微空间复兴计划创始人，旮旯联合创始人
美食家，专栏作者
Shanghailander 豆瓣微博 (俞挺在gooood)

根据王子耕文中所述，我的一个判断得到不充分验证。指导全球建筑的西方（这个词一时找不到更合适的来代替）建筑学的危机显然是思想范式的失败。全球建筑学的实际发展和建筑学相关的生产，文化以及政治类型已经成为一个复杂系统，而建筑学的思想范式却还是一个封闭的简单系统，简单系统里的各种挣扎，批判都不过是茶壶里的风暴而已，外面那个复杂系统已经不需要这个简单系统了，这是旧建筑学的危机，不是建筑学的危机。

在全球建筑这个复杂系统中有个被称为中国的子系统，由于三十年的高速膨胀已经自成一个复杂系统并成为支配性的系统，对于这个新系统，旧有的建筑学工具都无法提供指导意义甚至经常被验证失效。对这个新系统视而不见或者坚持用旧的思想范式来研究都是浪费建筑学创新的机会。

而在中国建筑这个系统中的所谓中国建筑学思想范式不过是各种零碎建筑学历史思想范式的拼凑，根本无法对中国建筑这个复杂系统形成做出历史研究或有效预测，所谓身在宝山而空手便是如此。中国建筑学是个名义上的范式，它碎片化地附着在中国建筑这个复杂系统里不同褶皱上，而中国建筑这个复杂系统的扩张和中国建筑学这个范式之间的联系不过是微弱的技术联系，中国建筑学是因为中国建筑而被重视，而不是反之，那么王老师所痛恨的那些不作为的建筑学态度是无法避免的，而用他者的姿态去批判它也是一种无用功，因为这个借来的他者不过和他批判的对象是五十步一百步的关系。

建筑作为一种复杂系统会有效地存在人类社会这个复杂系统中很久，至于建筑学的危机是否可以拯救，这不重要，已有的旧建筑学范式如果不适应或者不愿意去适应建筑这个复杂系统的发展，它自然会被抛弃，但与此同时，新的建筑学范式会自己发展出来，我们会有新的建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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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毓俊
普集建筑联合创始人哈佛大学建筑学及景观建筑学双硕士 email: yyin@p-a-o.org

我记得子耕在美国的时候问过我一个问题，你觉得文化有边界吗？我当时几乎没怎么思索，就很肯定地回答了他，有。现在回想，当时让我冲口而出的“有”其实是一种处于他者位置所引起的被隔离感。在求学过程中，在面对庞大的现代性理论和颠覆性的批判体系前的不确定，让我感受到了“西方”的界限。但是，在逐渐进入“西方”的体系以后，这种东西界限被打破了。我意识到了这种界限之前存在并不是因为地缘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而是认知缺失–对我们所处的时代，观察世界的方法，对身份认知的缺失。如果作一类比，当Michael Hays针对美国80年代被商业主导的实践书写的建筑学批判宣言，而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可以说过之而无不及，当大卫哈维笔下的19世纪的巴黎城市建设成为了资本主义更大的试验场的时候，21世纪的中国城市正在被权力和资本联通的手段作更大规模的“创造性破坏”。所有的这些现场，都与建筑相关，与建筑学相关。当西方社会呈现一派繁荣昌盛或者是颓门败瓦时，建筑学总是以一个学科向社会状态发出声音。而我们在中国激进的城市化面前，从学校到社会，建筑学仅仅探讨的是这个学科的工具性，而建筑师工作也仅仅作为“直接者手段”去实现“间接者的目的”。在建筑师的职业训练中都被有意无意教育成为工具的身份。在这一隐性的设置中，建筑学和建筑师身份的危机自然被掩埋，因为权力意志和资本需要的正是萨义德笔下的诺诺之人（yea-sayers）或者是封闭在自我意识满足中的个人。因为制度的强大，阶级的存在和国家意志的控制，建筑师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批判社会的这一角色从来也未进入到中国。这也许就是我所感受到的巨大的建筑学作为文化差异的边界和作为学科中一份子的危机感。

因此，我认为我们在讨论学科危机的前提是，我们对建筑师的身份，角色和我们所处的时代的清楚认知。在这一认知底下，我们才能认识到建筑学作为一个学科的意义，作为一个能为我们观察世界的棱镜，作为我们判别意识形态欺骗的手段，作为我们挑战制度的工具。建筑学与技术不同，无法左右社会发展的浪潮，但是正如希尔德海嫩所说“如果建筑学不能规划一个壮阔的新世界，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那么他就难以挣脱命运的摆布了“。因此，在以建筑和现代性，资本主义和批判理论错综复杂的讨论当中，除了指导我们认知的理论以外，还需要由这些理论帮助我们形成实践的行动纲领。在仍然处于建设高峰期的中国，在现代性迈向超级现代性（Michael Speaks）的时刻，建筑师从宏大叙事向个人意识实践转向，希望这些对建筑学作为批判学科精神讨论，对建筑师从工具身份中挣脱的可能形成的行动纲领，能够持续为我们前行的道路带来一点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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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渐佳
冶是建筑工作室合伙人，《时代建筑》栏目主持人，（周渐佳在gooood）zjj_zhoujianjia@163.com

10年前，Volume曾经出版了一起以“煽动”(Agitation!)为主题的杂志，封面配的是一把高速运转中的搅拌器。Mark Wigley在引言中质疑美国建筑学彼时一派太平、缺少争鸣的景象。十年过去了，恐怕这个局面还是没有变化。

“没有不安这件事令人不安”(The scarcity of agitation is agitating)。

至少在当前颠簸的行业环境下，很难讲这个学科的外沿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也很难讲建筑师们在忙碌的事是变多了还是变少了，有时甚至分不清我们在谈论的究竟还是不是建筑学。这些问题瑟缩在愈发精美的图片背后，愈发励志离奇的职业经历背后，愈发耗费心力的手工艺背后，愈发温情的城市或乡村故事背后，仿佛在一座完美纯粹的小房子里就能得到关于建筑本体的全部解答。至于那些真正严酷而无奈的问题，既无从说起，更无人来听，这令我不安。

一切都在发生，一切又似乎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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